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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孔令德所料，接下来的几日，围绕如何具体阐释这八个字、如何设置题目、如何分配分值权重，谢道临与翰林学士陈肃之间，展开了更为琐碎却也更为激烈的“寸墨之争”。
每一处措辞的修改，每一个分题的设置，甚至引用经典的细微差别，都成为双方角力的战场。
孔令德与钱员外夹在中间，苦不堪言，只能一再充当和稀泥的角色。
拟定题目正文，首当其冲便是核心策论题目的措辞。
陈肃提笔，在纸上写下初稿：“问：圣贤言‘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’。夫贤者明道，能者任事。方今之务，州县为基。试论当何以选贤任能，使郡县得治，黎庶安业？”
此稿将“选贤与能”的重心明显落在了“能者任事”上，并首接指向“州县为基”、“郡县得治”、“黎庶安业”这些具体的实务目标，几乎是将“大道”虚化为了背景板。
谢道临立刻指出：“陈学士此稿，立意偏颇。
‘大道之行’乃治国总纲，‘天下为公’为根本理想，‘选贤与能’是其实现路径之一环。题目当以‘大道’为体，‘选贤与能’为用。
若仅落脚于郡县实务，岂非本末倒置？且‘任事’一词，流于功利，失之庄重。”
他提笔修改：“问：夫‘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’。
此圣王治世之宏图。试论当何以明大道、立纲常，使贤者在位、能者在职，各安其分，以臻至治？”
谢道临的版本，开篇便强调“大道”与“天下为公”的至高性，将“选贤与能”置于“明大道、立纲常”的框架之下，并加入了“讲信修睦”强调和谐秩序，最后用“贤者在位、能者在职，各安其分”点明了等级秩序下的各司其职。
陈肃皱眉：“谢学士之稿，立意虽高，然过于空泛。‘明大道、立纲常’如何落到实处？‘各安其分’是否过于强调固守成规？不若折中，兼取其长。”
孔令德赶紧介入：“二位所言皆有至理！题目当兼顾宏旨与实务。不若这般：问：圣贤言‘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’。
此乃治国安邦之要。试论当何以明此大道，并以此为本，选贤任能，使才德之士各展其长，郡国得治，黎庶安康？”
他巧妙地保留了谢道临强调的“明大道”，也吸收了陈肃注重的“选贤任能”和“郡国得治，黎庶安康”的实务目标，并用“以此为本”将两者串联起来。
谢道临和陈肃对视一眼，虽不完全满意，但也知这是目前能争取的最佳表述，勉强点头同意。
核心策论题目的措辞之争刚告一段落，分题设置又起波澜。
按照惯例，殿试策论除一道核心大题外，还需设置若干分题，考察士子对具体经典的掌握和理解深度。分题的出处与侧重，同样至关重要。
陈肃提出：“《王制》篇乃经世致用典范，当设一题，专考‘量地制邑、度地居民’之精义及其于安民足食之要。” 意图再次强化实务导向。
谢道临立刻反驳：“《王制》固然重要，然《中庸》‘致中和’、《礼运》‘天下为公’、《大学》‘修齐治平’方为大道根本。
分题设置，当以阐明大道精义为主。《王制》可设题，但不宜过分侧重。”
他主张分题应围绕《中庸》、《礼运》、《大学》展开。
孔令德再次绞尽脑汁平衡：“二位所言甚是。大道为本，实务为用。分题设置，理当兼顾。
不若设三题：一题考《中庸》‘致中和’与治国平天下之关系；一题考《礼运》‘天下为公’理想与‘选贤与能’之实践；一题则考《王制》所述制度（如量地制邑）所体现之‘礼’的精神与安民实效。如此，既溯源大道，亦不废实务。”
这个方案，前两题明显照顾了谢道临的诉求，最后一题则满足了陈肃的要求，且将《王制》实务与“礼的精神”绑定。谢道临和陈肃再次在孔令德的调解下达成妥协。
然而，在更细微处，争论仍未止息。例如在评分标准的拟定上：
陈肃坚持在“策论务实”一项下，加入“对策须切中时弊，条陈可行之方略”的具体要求，并赋予较高权重。
谢道临则强烈反对：“经义策论，首重义理明澈，立论纯正。若过分强调‘可行方略’，恐诱使士子妄议朝政，舍本逐末，甚至流于功利揣测。当以‘阐发经义精微，契合圣贤之道’为首要标准。”
孔令德只得再次调和：“策论优劣，当综合评判。义理纯正、契合经典为本，占六分；论据翔实、逻辑严密占二分；对策务实、见解独到占二分。如此，既重根本，亦不废实务洞察。”
他强行将“务实”的权重压到了最低限度，并将“见解独到”这种模糊标准与之并列，总算让谢道临勉强接受。
类似的情形在锁院最初的几天内反复上演。从引用某句经典是否恰当，到某个字眼是否可能引发歧义，再到答题篇幅的限制……
谢道临与陈肃，一个代表着门阀深厚的经学底蕴和守护秩序的本能，一个背负着传达皇权务实意志的使命。
在孔令德的调和与钱员外小心翼翼的记录下，于方寸纸墨间展开了无声却激烈的拉锯。
每一处看似微小的改动，都牵扯着未来殿试的导向，关乎无数士子的命运，更折射出院墙之外，那场宏大而持久的权力博弈。
王御史依旧沉默地记录着一切，冷眼旁观这字斟句酌下的暗流汹涌。
锁院的日子，便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缓缓流逝，那最终的试题，也在这不断的碰撞、妥协与权衡中，逐渐显露出它复杂的轮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