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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城内，仓促竖起的素白旗幡在萧瑟的寒风中猎猎作响，为其新立的帝王——晋愍帝司马邺，提供着凄凉而徒具象征意义的仪仗。
登基大典的喧腾褪去，袒露出这座千年古都令人心悸的破败本相。
昔日繁花似锦的帝都，历经西羌之乱、流民蜂起、连年战火，早己疮痍满目。
目光所及，残垣断壁间杂草丛生，狐兔出没于阡陌，举目所见人家不足百户，炊烟稀疏，死寂替代了鼎沸人声。
朝廷威仪荡然无存，连仅存的西驾皇家车马也朽坏蒙尘。更为窘迫的是，所谓“文武百官”，不过是一群名号响亮却无印信符节、身着百姓常服的落魄士人。
朝廷无力铸造官印、织造朝服，只能授予象征性的桑木板刻官职名号作为“笏板”，以示区分。这座昔日的荣耀之都，如今不过是黄河西岸一座徒有其表的巨大废墟。
麴允深知，想凭借这样一座荒城与一群“木板笏板官员”，去统合关中各地拥兵自重、观望不前的坞堡豪强与残余郡守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维系这个新生的、虚弱的中央朝廷不立即分崩离析的唯一方法，便是大行许愿之术。
于是，官职爵位，成为了比粮米还廉价的通货。
凡自称拥兵一旅（五百人）的，便可捞个杂号将军；献上些许过时情报的，也能得个县令、郡丞。封赏的文书在长安破败的署衙里如雪片般飞出，换取着各地势力形式上的归附与效忠。
关中表面上似乎被“凝聚”起来，实则盘根错节，如同一盘散沙，朝廷政令，难出潼关百里。
长安残晋的动静，迅速传到千里之外的匈奴汉国都城平阳。晋愍帝的“僭越”登基，在汉主刘聪眼中，是彻底的挑衅与背叛。
“伪晋不灭，余烬复燃！”刘聪决不容忍在刚刚将晋怀帝送进鬼门关后，又冒出一个新的晋帝！
他毫不犹豫，立即点将：命骁勇善战、屡立奇功的宗室大将、中山王刘曜为主帅，统辖数万精锐步骑，卷土重来，兵锋首指关中，誓要将长安这个虚假的晋廷招牌彻底砸碎。
建兴元年（313年）五月，兵凶战危的气息笼罩着关中。
面对来势汹汹的刘曜大军，长安朝廷别无选择，只能依赖手中那支勉强凑集、衣衫褴褛的部队——其核心，便是此刻关中硕果仅存的“名将”麴允统率的军队。双方在黄白城（今陕西三原县境）相遇。
汉军甲坚兵利，士气旺盛，攻势如潮；晋军困守孤城，粮械匮乏，士气低迷。甫一接战，劣势便显露无遗。
麴允虽奋力督战，无奈兵微将寡，难挽颓势。汉军攻势如潮，晋军防线屡遭重创，损兵折将，一退再退。黄白城外，尸骸枕藉，败报像乌鸦一样飞回长安，绝望的气息开始弥漫。
年轻的晋愍帝与主持朝政的麴允、索琳都意识到，一旦黄白城失守，长安这座没有城墙护卫的空架子都城，顷刻间便会化为齑粉。
此诚危急存亡之秋，晋愍帝急下诏令，加封另一权臣索琳为征东大将军，命其率领城中能拼凑出的最后一点机动兵力，星夜兼程，驰援黄白城前线。
索琳的援军抵达，如同给即将崩溃的堤坝勉强加筑了一道堤防。
援军的到来，暂时止住了晋军崩溃的态势。刘曜未能在初期的攻势下一鼓作气击溃敌人，晋军在索琳与麴允的联手指挥下，凭借地利与人海填沟壑般的拼死抵抗，将战场拖入残酷的拉锯与相持。
黄白城内外，攻防反复易手，尸山血河，焦土一片。
时间流逝，这场在公元313年五月爆发的血战，随着盛夏的酷热，陷入一种令人窒息的僵局——汉军虽强，一时未能克城；晋军困守，败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。
长安己无兵可援，关中其他势力或袖手旁观，或自顾不暇。
在黄白城被围得如同铁桶、前途一片晦暗之际，困坐危城的晋愍帝司马邺，在麴允、索琳等近臣的谏议下，做出了一个看似宏伟实则渺茫、如同溺水者向西周徒劳呼救的决定——发布总动员诏书！
诏书飞檄西方，其核心目标，便是试图号令天下所有“晋室遗臣”团结起来，共赴六月甲申之期（《资治通鉴·晋纪十》原文所载诏书日期），发起绝地反击！
诏书篇幅不长，却目标宏大：
“今当扫除鲸鲵（指刘聪等凶敌），奉迎梓宫（指迎还怀帝灵柩）。”
“令幽、并两州勒卒三十万首造平阳。”
“右丞相（指驻屯上邽的南阳王司马保，此时被愍帝封为右丞相，都督陕西诸军事）宜帅秦、凉、梁、雍之师三十万径诣长安。”
“左丞相（指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，被封为大司马、左丞相）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。”
“同赴大期，克成元勋。”
这道诏书，如同一纸从危崖上抛出的风筝。它描绘着一个波澜壮阔的合攻蓝图：北线王浚、刘琨袭取平阳；中线司马保大军解围长安；东线司马睿克复洛阳。百万大军，六月会师！
然而，这宏图背后的长安城中，文武官员仍在使用桑木板刻的“官印”。城外黄白城下，索琳、麴允正指挥着疲惫不堪、衣甲不整的军队，在刘曜大军的猛烈攻击下，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防线。
诏书所寄托的对象：远在河北的王浚凶横自专，刘琨在匈奴重压之下分身乏术；南阳王司马保龟缩上邽，拥兵自保，且与长安朝廷内部的麴、索等人矛盾日深；而最被寄予厚望的左丞相司马睿，此刻正坐镇建康，一心经营江东根本之地。
这份从废墟中发出的、充满着热望与绝望的诏书，其字里行间透出的不切实际的宏大构想，与长安朝堂的荒诞现实、黄白城下的血色鏖战，形成了一种冰冷刺骨的、令人窒息的强烈对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