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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东工人文化宫的夜灯在三月的雨雾里泛着昏黄。王富贵把搪瓷缸重重磕在木桌上，缸底的劣质烧酒溅出来，在油腻的桌面上洇出深色的花，像极了他今早收到的那封贵州来信——信纸边角被茶水浸出的圈，和王浩电报底稿上的血渍一个形状。
“再来二两！”他扯着嗓子喊，声音震得墙上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标语微微发颤。邻桌的老工人慌忙往旁边挪了挪，搪瓷缸里的炒花生撒了一地，滚到王富贵沾满泥污的胶鞋边。这双鞋他穿了三年，鞋底磨得透亮，却在鞋帮上缝了块的确良布——那是从王浩穿旧的衬衫上剪下来的。
“副厂长，您都喝三缸了。”卖酒的老张擦着杯子，眼神瞟向门口。文化宫的挂钟刚敲过九点，保卫科的老李正叼着烟卷在走廊踱步，鞋跟踏在水泥地上的声响，和任秀莲平时在车间巡查时的脚步声一样规律。王富贵抓起桌上的花生塞进嘴里，门牙缺了颗的缝隙漏风，嚼花生的声音像在磨碎玻璃。
“喝？老子喝的是愁！”他突然把搪瓷缸砸在桌上，烧酒泼在对面老陈的工装上，“我那侄儿王浩，去贵州半年了！半年！连个屁都没放回来！”唾沫星子溅在老陈的眼镜片上，模糊了他眼中的同情。旁边有人小声嘀咕：“听说凯里县革委会回信了，说病重……”话没说完就被王富贵的吼声打断。
“病重？骗鬼呢！”王富贵的脸涨得通红，像被开水烫过的猪肝，“任秀莲那婆娘！还有赵国梁！”他猛地站起身，木椅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，“肯定是他们搞的鬼！把我侄儿弄去那个鬼地方……”他的声音突然低下去，带着哭腔，“听说那边有蛊……苗寨里的蛊婆……”
走廊里的脚步声近了。老李夹着烟走进来，看见王富贵站在桌子上，手里挥舞着搪瓷缸，嘴里喊着：“还我侄儿！任秀莲你个黑心肝的……”墙上的标语被他碰得歪歪扭扭，“学习”二字的墨迹蹭在他肩膀上，像两道新鲜的血痕。
“副厂长，跟我们回去吧。”老李朝旁边的保卫科干事使了个眼色。两人上前架住王富贵的胳膊，他却像头被激怒的公牛，猛地甩开：“滚开！老子没醉！”搪瓷缸掉在地上，滚到任秀莲的脚边——她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，蓝布棉袄的领口扣得严实，像极了冻库的铁门。
“王副厂长，”任秀莲的声音很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“夜深了，有话明天到厂里说。”她的目光扫过王富贵鞋帮上的的确良布，想起王浩走时穿的那件衬衫，领口还蹭着猪油印。王富贵突然挣开保卫科的手，扑向任秀莲，酒气混着呕吐物的酸臭扑面而来：“是你！是你把他弄去贵州的！你还我侄儿！”
任秀莲侧身躲过，王富贵扑了个空，撞在墙上，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老陈赶紧上去扶住他，却被他一把推开：“别碰我！我侄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……我跟你们没完！”保卫科的干事趁机架住他的胳膊，连拖带拽地往外走，王富贵的胶鞋在地上划出两道黑印，像极了苗寨老猎人画的稻草人脚印。
“任主任，对不住了。”老李擦着汗，“他最近天天这样，嘴里念叨着贵州、蛊什么的。”任秀莲没说话，只是弯腰捡起地上的搪瓷缸，缸沿的缺口和王浩以前用的那只一模一样。她想起今早赵国梁说的“王富贵再这么闹，怕是要把蛊的事捅出去”，手指猛地攥紧了缸身，冰凉的触感让她打了个寒颤。
文化宫的夜灯把任秀莲的影子拉得老长。她看着王富贵被架上保卫科的三轮摩托，听见他还在哭喊：“蛊……是蛊啊……”摩托车驶进雨雾，声音渐渐消失，只剩下远处肉联厂的烟囱，在夜色中喷出灰烟，像条被冻僵的巨蟒。
“任主任，您也回去吧。”老张递过一块抹布，上面还沾着王富贵的呕吐物。任秀莲接过抹布，指尖触到布料上的硬痂，突然想起王浩电报底稿上那些被她涂掉的血字。她暗自摇头，不是因为王富贵的失态，而是因为他嘴里反复念叨的“蛊”——这个字像根毒刺，扎在她心底最隐秘的地方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就会隐隐作痛。
雨下得更大了，任秀莲撑起油纸伞，伞骨上的红布条在风中飘动，像极了王浩送给任晓雅的红绳手链。她想起女儿最近和李伟越走越近，想起李伟后颈那道淡淡的红痕，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像场精心安排的戏，而她任秀莲，既是导演，也是主演，只是剧本里的某个角色，己经偏离了她的掌控，带着一身蛊毒的疑云，从遥远的贵州，一步步逼近这座被猪肉腥味和政治口号包裹的工厂。
回到办公室时，煤炉里的火快熄了。任秀莲添了块煤，看着火苗重新窜起，映得贵州地图上的凯里县一片通红。王富贵的醉话在她耳边回响：“苗寨里的蛊婆……”她突然想起老郑说的“汉人失踪”，想起王浩临走前那句不怀好意的“等我回来”，第一次觉得，自己当初的“调离计”或许不是万全之策，而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让那个她厌恶的好色之徒，带着未知的危险，成为悬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。
窗外的雨还在敲打着玻璃，任秀莲走到窗边，看见王富贵的三轮摩托消失在雨幕尽头。她暗自摇头，不是同情，而是一种兔死狐悲的寒意——在这场权力与阴谋的游戏里，没有真正的赢家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棋子，哪怕是像王富贵这样的副厂长，也只能在酒精里寻找慰藉，最终沦为别人眼中的笑柄，却不知自己早己卷入更深的漩涡，而那漩涡的中心，正是她任秀莲极力想要掩盖的、关于贵州苗寨和稻草人蛊的秘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