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蜀道的艰险与李氏扎根的稳固，让强攻成为下下之策。刘昀的目光聚焦在长江这条血脉上，一个以“商”为名、实则锁链的计划，开始在江陵的舆图室和榷市的算筹间悄然勾勒。
管子之术的精要，在于两字：轻重。
“量资币,权轻重”
针对蜀地特产之冠——蜀锦，江陵通往建康的航道上，持有安南将军府特颁“护商勘合”的大商队日增。这些商队，并非受刘昀首接操控，而是世家大族组成的资本脉络，但其行动却被政令无形引导。
他们的目标极其明确，持续地吸纳入蜀之锦。
不同于零散商贩的精挑细选，这些大商队在蜀中各地，尤其成都、梓潼、巴郡等织造重镇，如潮水般涌入。他们往往不分品级优劣，以远超市价的“溢价”，大包大揽地吃进货源。
蜀地的织坊、小商贾初时惊喜，纷纷开足马力。织机响彻昼夜，匠工热情高涨。这种需求端的骤然放量和价格的不断上扬，在民间织户眼中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发家机遇。
收购的价格，会在不知不觉中，悄然被庞大的需求与资本缓慢托举，向上攀升的通道己经打开。蜀锦的奇货可居，不再仅仅是品质的体现，更成了商路上的“硬通货”。
于此同时，另一条无形的绳索也在收紧——粮。
江左三吴，建康周遭，作为新晋的政治核心与富庶侨姓世族的聚集地，本身亦是重要的稻米产区。
刘昀通过庞大的商贸网络，将大量从江左“低价”购入的稻米，特别是来自丰熟地区、品质稳定但成本较低的成批量粮米，借助自身控制或深度影响的转运能力，悄然、持续地投入蜀地的榷市与州县市场。
再加上张舆在荆州这些年的改良，这条水路能够筹集大量粮食“倾销”至蜀地，逐渐进入蜀地流通环节。但其成本却会被庞大的蜀锦贸易利润所消化，其入市的价格便具备了“贸易战”的潜力。
对于依靠长江这条命脉的蜀地市场而言，上游涌入的廉价粮食，会无声地改变着米粮价格的基准线。对于蜀地寻常农户，会慢慢发现，丰收时节，粮食价格一年比一年低，一旦稍有涝旱，此消彼长的压力将更为凸显。
这并非一朝一夕的暴跌，而是温水煮蛙般的缓慢侵蚀，目的是让蜀中的粮食因为价格劣势，逐渐被商旅控制。
轻重之术，如同那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，开始扭曲蜀地经济的天然脉搏。
蜀锦价格的持续高涨，让更多的资本、人力和土地不自觉地追逐其耀眼的光环。
蜀地虽沃野千里，但在更高、更“稳定”收益预期的驱动下，精于计算的田主与富户们，会本能地权衡土地的使用价值：是继续种粮，还是改种桑麻以图更大收益？
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一诱惑会逐步增强。
而李雄政权奉行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国策，短期内固然民心稳固，长远看却也意味着政权对粮秣储备的战略性投入相对不足，其官仓的蓄水深度远不及专制强国。
一旦民间因追求“蚕桑之利”而减少粮食耕种面积，其整体粮产的抗风险能力将大大削弱。官仓的有限存量，在粮价被压制、民间存粮意识不足的情况下，将是未来巨大的隐患。
等到时机成熟，只需从外部切断益州粮食供给，蜀地便会自乱。对于农耕文明而言，战争永远是消耗战，没了粮食，这仗就没法打。
这种计策，有伤天和，却不得不用。
因为这巨大的贸易流量及其伴生的榷税利市，不仅涵养了安南府麾下的强兵利舰，还为另一重谋划铺就了通途。
荆州刺史王澄，这位清谈名士对实务的厌恶，与其对财富雅物的热衷，恰形成鲜明对比。
刘昀深谙此道。西晋士族莫不如此，奢靡成风，沉迷斗富。
蜀锦售往江东贸易所衍生的惊人收益中，一小部分被精妙地转化为可供“输送”的“润滑剂”——非是赤裸裸的金银，而是那些更能满足清谈名士“雅趣”的江东珍物、书画古玩，或是通过更隐蔽的“捐赠”方式，充实刺史府的某种“文教基金”、“雅集经费”。这种输送，契合王澄的身份，也满足了他的虚荣与享受。
这些全部通过张舆送到王澄手中，又在适当的时机，通过恰当的渠道，将张舆的功绩与其对荆州商贸繁荣的贡献，不着痕迹地推荐至王澄案前。
张华之孙的身份、荆州世家的支持、经手庞大贸易展现出的协调能力、以及背后润物细无声的“雅意”，共同构成了一份王澄难以拒绝的推荐理由——尤其是在他只需动动笔签署一纸荐书的情况下。（察举制）
很快，张舆便被王澄正式察举，以荆州治中从事（五品，统管州级行政机构内各曹）这一掌管文书案卷、居枢纽之位的实权州官身份参与治理荆州。
这个职位品级不高，却足以让张舆名正言顺地留在襄阳，更深入地参与乃至“服务”于州务流转。
由于司马姝的身份，将来的司马睿政权必然会把刘昀视作司马家的污点。而张舆能够成为襄阳中枢，一道更稳固、更合法的桥梁。只要能够争取到轻重术所需的几年时间，对刘昀就足够了。
江陵榷市的码头上，蜀锦如山，米粮如川。
货主与船商在讨价还价，税吏在点验货物，繁华喧嚣的表象下，每一锭银子、每一船粮食、每一卷锦帛，都在执行着刘昀无声的命令，为那深藏在崇山峻岭后的蜀道关隘，铺设着一条黄金浇筑、却又荆棘暗藏的通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