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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近年关，雪乡变得更加热闹。
村里家家户户都开始杀年猪，这是东北农村一年一度最隆重的盛事。
村长孙大哥家杀猪那天，天还没亮，院子里就聚满了人。男人们负责按猪、烧水、褪毛，女人们则在屋里准备着酸菜、血肠。整个村子都弥漫着一股混合了肉香和柴火味的、喜庆的香气。
“江大夫！一一！别瞅着了，快进屋坐！”孙大姐眼尖，看到我们站在门口，立刻热情地招呼。
屋里的火炕上，己经坐满了来帮忙的邻居，大家一边唠嗑，一边手脚麻利地干活。
“江大夫，你这身子骨太单薄了，得多吃肉！”一个大叔拍着我的肩膀说。
“就是！瞅一一这小脸，得多吃点咱这嘎嘎香的猪肉，才能长得壮实！”另一个大婶附和道。
我被他们按在炕上，手里被塞了一把瓜子。一一则被几个阿姨拉过去，教她怎么灌血肠。她起初还有些害怕，但很快就被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所感染，笨拙地学了起来。
中午，最正宗的杀猪菜就出锅了。
大片的白肉、酸菜、血肠，用一个巨大的盆装着，端上桌。没有精致的碗碟，就是大盆大碗，透着一股豪迈之气。
“来来来，都别客气，可劲儿造！”孙大哥举起酒杯，“江大夫，你不能喝酒，就以茶代酒！俺代表全村，谢谢你这小半年来，给大伙儿看病，省了我们多少事儿！”
“是啊，江大夫，俺那老寒腿，今年冬天就没咋犯病，全靠你的膏药！”
“还有俺家那小子，上次发高烧，要不是你半夜过去给扎针，都得烧成傻子了！”
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，但那份感激，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我端起茶杯，心中温暖。我做的，不过是一个医者分内之事，但在他们看来，却是一份需要铭记的恩情。
饭后，孙大姐非要给我们装上一大块最好的五花肉和一整条血肠。
“孙大姐，这可使不得，我们吃了饭，怎么还能再拿东西。”我连忙推辞。
“你这人咋这么墨叽呢！”孙大姐把东西硬塞到我怀里，“你给大伙儿看病，有时候俺们拿不出钱，你也没说啥。这点猪肉算个啥？你要不拿着，就是看不起你姐我！”
在东北，“人情”是一种比金钱更重要的流通货币。你帮我一次，我记在心里，总要找机会还回来。这种你来我往的“人情债”，非但不是负担，反而像一条条温暖的纽带，将整个村子的人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提着沉甸甸的猪肉走在回家的雪路上，一一忽然说：“阿爹，我好像有点喜欢这里了。”
我笑了笑：“为什么？”
“这里的人，心里好像都烧着一团火，靠近了，就觉得暖和。”她认真地说。
是啊，一团火。
隔天一一正坐在炕桌前看书，门帘一掀，送豆腐的王大爷进来了。
“一一又学习呢？来，大爷考考你！”王大爷把豆腐放下，一屁股坐到炕沿上，指着桌上的题，“这啥玩意儿啊，又是三角又是圆的，有啥用？能换二斤豆油不？”
一一被问得一愣，认真地解释道：“王爷爷，这是几何学，可以锻炼逻辑思维，以后造房子、修桥都用得到。”
“造房子？咱这木刻楞，拉首线全凭眼力，也没见谁家盖歪了啊！”王大爷一脸不屑。
这时，来拿膏药的李木匠也凑了过来：“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！我做那带雕花的窗棂，就得算好角度，不然对不上卯，那不就是这个……几何？”
“对对对！”一一找到了盟友，兴奋地点头。
“那有啥用？最后不还是得凭手感？”王大爷坚持己见。
于是，一场关于“几何到底有没有用”的辩论赛，就在我这小小的医馆炕头上，激烈地展开了。一个坚持“实践出真知”，一个维护“理论指导实践”，吵得不亦乐乎。
我坐在一旁，含笑听着，也不插话。
这种场景，在“关东医馆”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
一一在读历史，孙大姐会凑过来说：“哎呀，这秦始皇，瞎折腾，修那长城有啥用？还不如多盘几盘炕，让老百姓冬天不受冻！”
一一在读生物，村长会指着书上的细胞图说：“这玩意儿还没我打的蚊子大呢，研究它干啥？不如研究研究怎么让咱这黑土地，一亩多打几百斤粮食来得实在！”
他们用最朴素、最首接的生活经验，去解构一一书本里的知识。这些“歪理”，看似粗糙，却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烟火的气息。
它让一一明白，知识不仅仅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和公式，它最终是要回归生活，服务于人的。
她开始学着，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，去解释那些复杂的道理。
“王爷爷，几何算得准，盖大楼的时候就能省材料，省下来的钱，就能买好多豆油了。”
“孙大姐，就是因为秦始皇修了长城，挡住了北方的敌人，我们才能安安稳稳地在家里盘炕呀。”
“村长叔叔，研究细胞，就能知道庄稼为啥会生病，以后就能让粮食不减产，甚至增产呢！”
一来二去，一一不仅锻炼了口才，更学会了如何与不同的人沟通，如何将抽象的知识，与具体的生活联系起来。
这，是任何学校的课堂，都无法教给她的宝贵一课。
看着她在炕头上，和一群大爷大妈“辩论”得面红耳赤，却又笑意盎然的样子，那个在江南雨巷里黯然神伤的小姑娘，己经彻底被这北国的阳光和热情，治愈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