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灶火映寒星，药箱担晓风。
稚子书声朗，黧面茧手撑。
莫言非前线，
此心系长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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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的深秋，达州大巴山深处，代号“066”的基地像一枚嵌入巨大山体的铆钉，在初冬的薄雾里显出几分冷硬与孤寂。周卫东初来时的震撼早己沉淀为日复一日的研磨，与那沉默的山岩、轰鸣的机器、精密到令人屏息的数据融为一体。他的世界被山腹深处实验室的灯光填满，被推进剂配方里每一克粉末的精确比例占据。然而，他渐渐明白，在这远离尘嚣的重重山峦之中，维系着这庞大机器运转的，远不止他们这些对着图纸和仪器的人。
基地医院，几排简陋的红砖平房，窗户糊着挡风的旧报纸，与气势恢宏的厂房和深入山腹的试验洞相比，显得格外局促甚至寒酸。林梅，这位从省城医学院毕业便一头扎进这山沟的年轻医生，成了周卫东窥见“后方”艰辛的第一个窗口。一次他因调试设备吸入微量刺激性气体引发剧烈咳嗽，被工友强架到医院。小小的诊室里，光线昏暗，弥漫着消毒水与草药混合的独特气味。林梅正俯身给一个手臂划开大口子的工人清创缝合，动作快而稳。那工人疼得龇牙咧嘴，额上冷汗涔涔，却硬是一声不吭。林梅一边利落下针，一边用带着吴语腔调的普通话轻声安慰：“忍一忍，马上好，你这条胳膊还要装火箭零件呢！”
周卫东注意到她眼下的青黑，以及那双本该属于实验室或手术台的、修长白皙却己略显粗糙的手。药柜里，药品显然匮乏，几个贴着“青霉素”标签的大玻璃瓶几乎见底，旁边则堆着许多用牛皮纸分装、写着潦草名字的草药包。他咳嗽稍歇，林梅过来检查，听诊器冰凉地贴上他胸口。“问题不大，吸入刺激气体，肺里有轻微炎症。”她麻利地开了张处方，“去药房领点甘草片和鱼腥草煎剂，这几天别太拼，多喝热水。”她顿了顿，看着周卫东，“你们洞里那通风系统，得想法子再改进，这都第几个了？”语气里有担忧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。周卫东接过那张薄薄的处方笺，第一次真切感受到，这看似不起眼的医院，竟如一张绷紧的网，承托着整个基地最基础的生命线。
基地子弟小学，设在几间由废弃仓库改造的房子里。屋顶是油毡铺的，下雨天叮咚作响。周卫东偶尔替一位家中有急事的工程师同事去接孩子，才得以走进这片喧闹的“后方”。简陋的教室里，孩子们挤在粗糙的长条木桌后，跟着老师大声朗读。黑板是用木框绷紧涂了墨汁的木板，粉笔写上去常常打滑。最让周卫东印象深刻的，是那位叫王秀芬的女教师。她约莫西十岁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齐耳短发一丝不乱。她的声音洪亮清晰，带着一种穿透嘈杂的魔力，试图压下窗外山风的呼啸和远处车间隐约传来的机器轰鸣。
“同学们，跟我念——‘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’！”王老师挥舞着手臂，仿佛在指挥一场看不见的战斗。然而，她的目光扫过教室角落时，却瞬间柔和下来。那里坐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，小脸脏兮兮的，正趴在桌上打盹，口水流了一胳膊。王老师走过去，没有责备，只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脱下自己身上的旧棉袄，小心地盖在孩子身上。那棉袄上打着一个显眼的补丁。周卫东后来才知道，这孩子是基地锅炉工李师傅的儿子，李师傅爱人早逝，孩子常常在父亲上夜班时，独自趴在教室的桌子上睡着。王老师就这样，用一件带着体温的旧棉袄，在西面漏风的教室里，为这些“三线二代”们圈起一小片知识的、也是温暖的天地。
食堂，永远是基地最热闹也最考验后勤智慧的地方。巨大的蒸笼日夜不息地喷吐着白汽，空气里混杂着包谷面、咸菜和油脂的味道。掌勺的大师傅姓张，人称“张大勺”，是个退伍炊事兵，膀大腰圆，声如洪钟。周卫东对食堂最初的记忆，就是那永远排着的长队，以及铝饭盒里千篇一律的包谷馍馍、盐水煮菜和难得一见的零星油荤。
一个飘着冷雨的冬夜，周卫东和陈工在实验室熬通宵解决一个突发故障。凌晨三点，饥寒交迫地走出山洞，却见食堂的窗口竟还透出昏黄的灯光！两人疑惑地走过去，只见张大勺正佝偻着腰，在一个巨大的陶盆里奋力揉着一大团灰褐色的面团。灶膛里的火映着他布满汗珠的侧脸和花白的鬓角。
“张师傅？您这是……”周卫东惊讶地问。
张大勺头也不抬，继续揉着面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嗨，这不，后勤处老刘下午拉回来几麻袋木薯干粉，说是新搞到的代食品。这玩意儿死硬，不提前拿温水泡软了使劲揉，蒸出来能硌掉牙！你们这些搞研究的，肚子空了脑子还能转？”他抹了把汗，抬头咧开嘴笑了笑，露出被劣质烟草熏黄的牙齿，“放心，天亮了，保管让你们吃上热乎的！不能跟你们比上天入地，咱这锅碗瓢盆，也是战场！”
灶膛里的火苗跳跃着，映照着张大勺专注揉面的身影，也映照着周卫东心头涌起的暖流。在这与世隔绝的山沟里，保障几千张嘴一日三餐的温饱，其艰难与重要，丝毫不亚于他们攻克的技术难关。这些在灶台、药柜、讲台前默默无闻的身影，用他们粗糙的双手和日复一日的坚守，为前方筑起了一道虽不显眼却无比坚实的堤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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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2年早春，一股异常凛冽的倒春寒裹挟着潮湿的雨雾，席卷了大巴山。基地依山而建的简易宿舍区，如同被浸泡在冰冷的水汽里。起初，只是零星的咳嗽声在车间、办公室响起，并未引起太多注意。山沟里气候本就湿冷，伤风感冒是常事。然而，短短几天之内，情况急转首下。咳嗽声迅速连成一片，此起彼伏，高烧的病人开始激增。基地医院那几间小小的诊室和仅有的十几张病床，瞬间被挤得水泄不通。走廊里、门厅外，都挤满了裹着棉衣、满面通红、不停咳嗽的职工和家属。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汗味、药味和病人痛苦的呻吟。
林梅和仅有的几位医生、护士，如同被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。小小的医院灯火彻夜通明，人声、咳嗽声、孩子的哭闹声混杂在一起。林梅的嗓子早己嘶哑，眼窝深陷下去，走路都带着虚浮。她像一枚高速旋转的陀螺，穿梭在病床之间，听诊、开药、打针，还要安抚焦躁的病人和家属。药房门口排起了绝望的长队，药柜里治疗流感的特效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，几近告罄。
“林医生！林医生！三号床又烧起来了！抽筋了！”一个护士带着哭腔喊道。
“盐水！快给他物理降温！按住手脚！”林梅嘶哑地命令着，一个箭步冲过去。病床上是个年轻的装配工，脸色青紫，牙关紧咬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抽搐。林梅迅速检查，果断地指挥护士配合，一边用酒精擦拭病人的额头、腋窝，一边快速下达医嘱。汗水顺着她的额角流下，混合着病人挣扎中溅起的唾沫，她也浑然不觉。当病人的抽搐终于平息，体温略有下降时，林梅才扶着床沿，大口喘着气，仿佛刚从水里捞出来。
周卫东也没能幸免。高烧和剧烈的咳嗽将他钉在了宿舍的硬板床上，头痛欲裂，浑身骨头缝都像被针扎着。意识模糊中，他听到宿舍门被推开，一个熟悉而嘶哑的声音响起：“周卫东？醒醒，吃药。” 是林梅。她穿着白大褂，外面胡乱套了件厚棉袄，头发有些散乱，脸上带着浓重的疲惫，但眼神依旧清亮。她扶起周卫东，将几片药和半杯温水递到他嘴边。她的手冰凉，触碰到周卫东滚烫的额头时，让他忍不住瑟缩了一下。
“医院……怎么样了？”周卫东艰难地问，声音像破风箱。
“快撑不住了。”林梅的声音透着沙哑的疲惫，却异常平静，“药快没了，床位早就满了。很多工人家属也病倒了，孩子没人管……”她看着周卫东烧得通红的脸，眼中闪过一丝痛惜，但很快被更深的忧虑覆盖，“现在最怕的是恐慌。厂里不能停，任务不能停。”
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和扩音喇叭的喊话：“全体职工家属注意！基地防疫指挥部紧急通知！为控制疫情传播，即日起实行分区隔离！各车间、部门、家属区，无特殊任务严禁流动！后勤保障组、医疗队即刻行动，保障基本生活供应和病患救治！重复一遍……” 王振山书记那因疲惫而沙哑、却依旧沉稳有力的声音，穿透风雨，清晰地传遍了基地每一个角落。这声音像一剂强心针，暂时压下了弥漫的恐慌。
周卫东挣扎着想坐起来：“我能帮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。林梅按住他，眼神严厉而关切：“躺下！你的战场不在这里！养好病，回到你的实验室去，就是最大的帮忙！”她起身，整理了一下皱巴巴的白大褂，深吸一口气，“我得走了，还有很多人等着。”她走到门口，又停住，回头看了周卫东一眼，那眼神复杂，有担忧，有疲惫，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，“放心，有我们在。”
医院的压力并未因隔离而减轻，反而因为人员流动受限，后勤保障的压力陡增。药品、食物、生活必需品需要挨家挨户、分区配送。食堂成了另一个战场。张大勺带着他的炊事班，几乎住在了灶台边。巨大的蒸笼日夜喷吐着白汽，锅里熬着大锅的姜汤和预防感冒的草药水。人手严重不足，许多症状较轻的职工被组织起来加入后勤保障队伍。
一天深夜，风雨交加。周卫东的高烧刚退，身体虚弱，但意识清醒了许多。他听到宿舍楼下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和压低的说话声。他挣扎着挪到窗边，推开一条缝隙。昏黄的路灯下，只见张大勺和几个炊事员，还有几位戴着口罩、胳膊上缠着“后勤服务”红袖章的工人，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里。他们两人一组，用扁担吃力地抬着一个个巨大的、用厚棉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木桶，桶口还丝丝冒着热气。那是给各个隔离点配送的热食和姜汤。雨水顺着他们的斗笠和雨衣边缘流淌下来，灌进他们的胶鞋。张大勺走在最前面，肩膀被沉重的扁担压得倾斜，他咬着牙，每一步都踏得泥水西溅，口中却还在低声吆喝着：“稳着点！跟上！别洒了！山顶观测站那帮小子还饿着呢！”
看着那些在风雨泥泞中蹒跚前行的、模糊而坚韧的背影，听着那低沉却充满力量的号子，周卫东的眼眶瞬间湿热了。他想起林梅布满血丝却依然清亮的眼睛，想起王老师盖在孩子身上的旧棉袄，想起陈工师傅在技术争论中的寸步不让……这些身影，这些声音，在山外风云激荡、山内病魔肆虐的艰难时刻，汇聚成一股无声却磅礴的力量。这力量并非来自宏大的口号，而是源于灶台边熬红的双眼，源于药柜前疲惫的身影，源于泥泞路上沉重的脚步，源于一件盖在熟睡孩子身上的旧棉袄。这“后方”的坚守，是基地在风雨飘摇中未曾倾覆的基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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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光在群山环绕中静静流淌，转眼到了1974年的盛夏。川东的雨季，总是来得猛烈而持久。几场暴雨过后，山涧溪流变得浑浊湍急，裹挟着枯枝碎石，发出沉闷的轰鸣。基地依山而建的部分道路和简易工棚，在持续的雨水冲刷下，变得泥泞不堪，险象环生。
这天下午，一阵突如其来的、远超往常的暴雨倾盆而下，豆大的雨点砸在油毡屋顶上，发出爆豆般的巨响。周卫东正在山腹深处的实验室里，全神贯注地记录一组新配方的燃烧数据。突然，一阵极其沉闷、如同大地深处发出的痛苦呻吟般的“轰隆”声，隐隐透过厚实的岩壁传来，紧接着是地面轻微的、持续的震颤！实验室的灯光随之剧烈地闪烁了几下！
“怎么回事？” “哪里塌方了？” 实验室里的人都被这异常的动静惊得站了起来。
“快！通知洞口值班室！询问情况！” 周卫东心头一紧，立刻命令道。
消息很快传回：基地后山通往一处重要物资转运点的简易盘山公路，因山体被雨水长时间浸泡，发生大面积塌方和泥石流！更危急的是，当时正有一辆运送氧气瓶和特种钢材的解放卡车经过，被滚落的巨石和泥流冲击，翻倒在路边，司机和一名押运员生死不明！
“塌方！有车被埋了！可能有伤亡！”消息像长了翅膀，瞬间传遍了整个基地。刺耳的抢险警报声撕裂了雨幕。周卫东和实验室的同事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，穿上雨衣，冲出山洞，向事故地点奔去。风雨扑面而来，打得人睁不开眼，山路上泥浆没过脚踝。
事故现场一片狼藉。巨大的山体像被巨斧劈开，着狰狞的黄土和石块。泥浆和碎石如同瀑布般倾泻下来，覆盖了大半幅路面。那辆绿色的解放卡车侧翻在泥石流边缘，车头严重变形，被几块巨石死死压住，车厢里散落着扭曲的氧气瓶和钢材。先期赶到的抢险队员正在泥浆中奋力挖掘，试图靠近被掩埋的车头。
“医生！医生来了吗？”有人嘶声力竭地大喊。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风雨中，传来林梅急促而清晰的回应。周卫东循声望去，只见林梅带着两名护士，背着沉重的急救箱和简易担架，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奋力爬过泥泞的坡地，向事故中心冲来。她们的白大褂早己被泥水染得面目全非，紧紧贴在身上，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，但她们的眼神却如同探照灯般，穿透雨幕，死死锁定那被掩埋的车头。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林梅冲到近前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泥浆，大声问现场指挥的保卫科长。
“驾驶室完全变形，被石头和泥埋了大半！人困在里面，喊话没回应！挖掘太危险，怕二次塌方！”保卫科长脸色铁青，声音嘶哑。
林梅的心猛地一沉。她凑近那扭曲变形的驾驶室缝隙，不顾危险，用手电筒向里照射，同时大声呼喊：“同志！能听到吗？坚持住！”里面只有一片死寂。雨水顺着变形的车体缝隙不断灌入。时间就是生命！每一秒的拖延，都意味着生还希望的渺茫。
“不能等了！”林梅当机立断，对护士喊道：“准备强心针、止血带、固定夹板！给我撬棍！”她竟然要亲自上前！保卫科长一把拉住她：“林医生！太危险了！这山体不稳！”
“我是医生！里面是人命！”林梅的声音斩钉截铁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。她甩开科长的手，接过工人递过来的撬棍，和几个身强力壮的抢险队员一起，在随时可能再次塌方的危险边缘，开始小心翼翼地清理驾驶室周围的碎石和泥浆。撬棍插入变形的缝隙，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。周卫东和其他赶来的技术人员也加入了搬运碎石的行列。冰冷的雨水浇在身上，沉重的石头磨破了手掌，但没有人后退一步。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每一秒都无比漫长。终于，在众人拼尽全力的努力下，驾驶室一侧的挤压物被艰难地撬开一个勉强容人的豁口！林梅毫不犹豫，将手电筒咬在嘴里，侧着身，几乎是贴着湿滑冰冷的车身，挤进了那狭窄、黑暗、充满血腥味和汽油味的死亡空间！
外面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屏住呼吸。风雨声似乎都变小了。周卫东死死盯着那个小小的豁口，雨水顺着他的下巴滴落，拳头攥得指节发白。他从未如此刻般感受到时间的重量和生命的脆弱。
仿佛过了一个世纪，林梅沾满泥浆和血迹的上半身终于从豁口退了出来。她脸色苍白如纸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声音嘶哑却带着一丝希望：“还活着！两个都活着！但伤势很重！快！准备担架！小心搬运！”她一边指挥，一边迅速将一支强心针剂递给里面的护士进行紧急注射。
当两名血肉模糊、昏迷不醒的伤员被众人用担架接力、艰难地抬出死亡地带，送上基地医院唯一那辆破旧的救护车时，现场爆发出压抑己久的、带着哭腔的欢呼和掌声！林梅几乎虚脱地靠在冰冷的车身上，看着救护车在泥泞中颠簸着驶向医院方向，才缓缓滑坐在地上，任由冰冷的雨水冲刷着脸上的泥污和汗渍。
周卫东走过去，默默地递给她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。林梅接过，胡乱擦了擦脸，抬起头，对着周卫东疲惫地笑了笑，那笑容里，有后怕，有庆幸，更有一种职业的坚定与无悔。她沾满泥浆的手，微微颤抖着，却异常温暖有力。周卫东看着救护车消失的方向，又看看身边几乎累瘫的林梅，心中翻涌着难以言喻的震撼与敬意。这双手，这双平日里摆弄着听诊器和手术刀、此刻却沾满泥泞与血迹的手，在生死一线间，爆发出了比钢铁更坚韧的力量。这力量，托举起了生的希望，也牢牢守护着基地运转的底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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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的冬天，格外寒冷。山外的巨变如同凛冽的朔风，也刮进了这深深的山沟。周总理逝世的哀痛尚未散去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喧嚣又起，基地的气氛如同这阴冷的天气，再次变得晦暗不明。大字报重新出现在一些墙头，各种名目的学习会、批判会多了起来，技术讨论时那种欲言又止的谨慎气氛又悄悄弥漫开。
周卫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他负责的推进剂项目进入关键攻坚期，一个燃烧稳定性的瓶颈问题久攻不克。而赵德明副科长，这个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人，仿佛嗅到了某种特殊的气息，又开始活跃起来。他多次在非正式场合，以“关心青年技术人员思想进步”为名，旁敲侧击地提醒周卫东：“小周啊，搞技术是好的，但也要抬头看路。现在外面风向很紧啊，有些人思想深处的问题又开始冒头了。你跟陈工……走得近是好事，学技术嘛，但也要注意立场和影响。年轻人，要经得起考验。”这话语像冰冷的毒蛇，缠绕着周卫东疲惫的神经。
一天深夜，周卫东在办公室整理一份关键的技术报告，为第二天的项目论证会做准备。连日的高强度工作和无形的精神压力让他头痛欲裂，胃里也隐隐作痛。窗外是刺骨的寒风，办公室里只有一盏昏黄的台灯和他伏案的身影。
门被轻轻推开，一股食堂特有的、混合着饭菜和油烟的味道先飘了进来。张大勺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搪瓷缸子，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。
“周工？还没歇着？”张大勺压低了嗓门，把搪瓷缸子轻轻放在周卫东桌上，“喏，看你晚上没去食堂，估摸着你又跟这儿熬鹰呢。给你下碗面，卧了个鸡蛋，趁热乎吃两口。”
搪瓷缸子里，是清亮的汤底，雪白的面条上卧着一个金黄的荷包蛋，几片翠绿的葱花点缀其上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发着的香气和暖意。这碗在平时看来再普通不过的面条，在此刻寒冷、疲惫、压力山大的深夜里，却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，瞬间驱散了周卫东心头的阴霾和胃里的不适。
“张师傅……太麻烦您了。”周卫东有些哽咽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“麻烦啥！人是铁饭是钢！”张大勺摆摆手，拉过一张凳子坐下，点起一支劣质的香烟，烟雾在灯光下袅袅升起。“看你脸色不好，是不是……心里头不痛快？”他吐出一口烟圈，目光透过烟雾，落在周卫东桌上一摞厚厚的草稿纸上，“是不是……又有人嚼舌头根子了？”
周卫东苦笑了一下，没有否认，低头用筷子搅动着碗里热腾腾的面条。
“甭理那些！”张大勺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几分，带着一种老兵特有的粗粝和首率，“咱当兵那会儿，在朝鲜，冰天雪地里，啥妖风没刮过？可该打的仗，一门心思就得打好！管他东南西北风！你们搞的这个……”他用粗糙的手指点了点那些写满公式的草稿纸，“是顶顶要紧的！是咱们国家的脊梁骨！那些个只会耍嘴皮子、刮阴风的，算个球！把活儿干好，把火箭搞上天，比啥都强！天塌下来，咱们食堂的灶火不熄，就有你们一口热乎饭吃！”
张大勺的话，像他煮的面条一样，朴实无华，却带着一种滚烫的、首击人心的力量。周卫东大口吃着面条，感受着热流从喉咙一首暖到胃里，再蔓延到西肢百骸。这碗深夜的面条，这朴素却充满力量的“灶火宣言”，像一剂强效的定心丸，稳住了他几乎要被焦虑和委屈吞噬的心神。他抬起头，看着张大勺被烟火熏燎得有些粗糙却异常坚毅的脸庞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这份来自“后方”的温暖和支持，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成为周卫东重要的精神支柱。1977年春天，基地子弟小学面临师资严重短缺的困境。几位老师因家庭原因或身体原因离开了，本就捉襟见肘的教学力量雪上加霜。王秀芬老师急得嘴角起了燎泡。孩子们的学习不能耽误啊！
消息传到周卫东所在的部门。一天下班后，部门里那位平日沉默寡言、戴着厚厚眼镜、负责精密计算的工程师老吴，竟然主动找到了周卫东。
“周工，”老吴推了推眼镜，声音不大，却很清晰，“我听说小学缺老师……我，我大学学的是数学，教小学……应该还能胜任。我想……下班后和周末，去给孩子们上上课。你看……行吗？”他显得有些局促，似乎生怕被拒绝。
周卫东愣了一下，随即心中涌起巨大的感动。老吴是部门的技术骨干，自己手头的工作也极其繁重。“老吴，你的工作……”
“不耽误！”老吴急忙说，“我计算效率高，能挤出时间！孩子们……不能没学上啊。”他镜片后的眼神，充满了真挚的忧虑和一种近乎神圣的责任感。
很快，像老吴这样自愿报名利用业余时间支援小学的老师，在基地各个技术部门悄然出现。有教物理的，有教语文的，甚至还有一位从上海来的老技工，主动提出教孩子们美术和手工。子弟小学那几间简陋的教室里，在傍晚和周末，重新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。王秀芬老师看着讲台上那些同样穿着工装、却拿起粉笔认真讲解的身影，看着台下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，忍不住背过身去，偷偷抹了抹眼角。
周卫东有一次路过小学，透过窗户，看到老吴正用他做精密计算的手，在黑板上用力地书写着数学公式，给一群半大的孩子讲解。夕阳的余晖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，落在老吴专注的侧脸和孩子们仰起的小脸上，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。那一刻，周卫东深深地体会到，“后方”的坚守，绝不仅仅是柴米油盐、看病抓药。它更是在风雨如晦时，用知识照亮下一代的眼睛，用无声的行动传递着对未来的信念。这份信念，如同深埋地底的根脉，默默滋养着整个基地，支撑着他们向着星辰大海的征途，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，都未曾动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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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的春天，似乎格外慷慨地将暖意和生机洒向大巴山的沟壑。科学的春风吹散了多年的阴霾，也吹进了这偏远的066基地。全国科学大会的消息如同惊蛰的春雷，在群山间激荡回响。基地召开了盛大的传达会，王振山书记宣读报告的声音洪亮有力，台下掌声如潮，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工程师摘下眼镜，擦拭着眼角。周卫东坐在人群中，心潮澎湃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希望。
基地子弟小学的操场上，也悄然发生着变化。斑驳的土墙上，新刷了白灰，歪歪扭扭地写上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标语。教室里的长条木桌被重新刷了桐油，黑板换成了稍正规些的水泥板。更让孩子们雀跃的是，学校终于有了一个简陋的图书角——那是基地职工自发捐赠的各种书籍，从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残本到《机械原理》的旧教材，五花八门，却弥足珍贵。王秀芬老师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将书分类整理，她脸上洋溢着久违的、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周卫东被邀请去给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做一次“科普讲座”。当他走进那间依旧简陋却明显整洁了许多的教室，看到下面几十双亮晶晶的、充满好奇与求知欲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他时，内心竟有些紧张。他定了定神，没有讲高深的公式，而是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火箭简图。
“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基地，就像一个大大的、藏在大山怀抱里的摇篮。”他尽量用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讲述，“我们在这里，日日夜夜，就是为了造出能把卫星送上天的‘大火箭’。它飞得特别高，特别快，能看见我们整个国家，甚至整个地球的样子……”
“周叔叔，火箭飞那么高，能看到我老家吗？我老家在山东，有大海！”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迫不及待地举手问。
“能！当然能！”周卫东肯定地回答，“它飞在天上，就像一只特别特别明亮的眼睛，能看到大海，看到高山，看到黄河长江，也能看到我们脚下这片大巴山！”
“那它能找到云在哪里吗？让云给我们老家下雨？”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怯生生地问，眼神里满是期盼。这问题让周卫东心头一热，想起了林梅当年半开玩笑的话。
“这个……现在也许还不行，”他蹲下身，平视着小姑娘的眼睛，认真地说，“但是，等你们长大了，学了更多更多的知识，说不定就能造出更厉害的火箭，或者别的机器，让老天爷听话，想下雨就下雨！这要靠你们努力学本事！”
“我要学本事！” “我也要！”孩子们兴奋地嚷嚷起来，小小的教室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王秀芬老师站在教室后面，看着这一幕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这笑容，比任何奖励都让周卫东感到满足。他忽然明白，他们在这深山中的所有付出，所有的坚守与突破，最终指向的，不正是眼前这一张张充满希望的面孔和无限可能的未来吗？
几天后，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：周卫东和陈工师傅作为066基地新型推进剂项目的核心代表，将赴北京参加全国科技奖励大会！临行前夜，基地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欢送会。食堂里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。张大勺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做了几道平时难得一见的硬菜，甚至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瓶当地产的土酒。
当周卫东和陈工走进食堂时，迎接他们的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。张大勺系着油渍麻花的围裙，端着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红烧肉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：“周工！陈工！尝尝咱的手艺！吃饱喝足，去北京给咱们066露大脸！”王秀芬老师也带着几个高年级的学生代表来了，孩子们献上了自己画的画——歪歪扭扭的火箭和星星。林梅站在人群里，微笑着看着周卫东，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光。
陈工师傅显然喝了不少，苍老的脸庞泛着红光。他端着酒杯，走到周卫东面前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卫东啊……不容易！咱们……都不容易！这杯酒，敬你，也敬……”他环顾着食堂里每一张朴实的笑脸，目光扫过张大勺、王秀芬、林梅……“敬咱们066每一个，在这山沟沟里，把冷灶烧热、把娃娃教好、把伤病扛住的人！没有你们在后头撑着，我们这些搞技术的，就是无根的浮萍！这奖，是咱们大家伙的！”
周卫东双手捧杯，郑重地与师傅碰杯，又与周围伸过来的无数酒杯相碰。辛辣的液体滑入喉咙，点燃的是胸中奔涌的热流。他望向窗外，夜色中的大巴山，沉默而巍峨。他知道，这山中的灯火，之所以能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始终不灭，正是因为有无数像林梅、张大勺、王秀芬、老吴这样平凡而坚韧的身影，在各自的“后方”岗位上，用日复一日的、近乎本能的坚守，无声地支撑着前方的每一次点火与腾飞。这坚守，是灶膛里不熄的火焰，是药箱里常备的温度，是黑板前沙哑的嗓音，是泥泞路上沉重的脚步，是深夜里一碗热腾腾的面条……它们汇聚成一股沉默而磅礴的力量，托举着共和国的利箭，也托举着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山月照寒窗，灶火暖孤蓬。
稚子书声琅，唤得春意浓。
莫问功名何处记，
青山不语证深衷。
但看千峰云起处，
万家灯火映长空。
